2009-6郭沫若“尊儒”詩歌與史學論著簡論中國校園文學國家一級期刊
作者：李文浩

摘 要：郭沫若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将，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反叛意識，另一方面又對儒家思想極其推崇。他的尊儒詩歌和史學論著，文化内涵豐富，思想價值深厚。他對儒學的尊崇，源于對博大精深的儒學有深厚的知識基礎、對各家各派學說有廣泛而深入的比較研究亦即對儒學民本思想有深刻的領悟。

關鍵詞：郭沫若；尊儒；儒家聖地；史學論著

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反傳統，特别是否定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傳統的方式進行現代思想文化啟蒙的。郭沫若在新文化運動中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反叛意識和對西方近現代文化思想的巨大熱情，另一方面又對孔子和先秦儒家文化思想表現出固執的認同感，并且這種尊孔崇儒的傾向在他一生中貫穿始終。

近年來，我國傳統儒家思想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世界各地孔子學院蓬勃興起，儒家研究論文累創新高。研究郭沫若的尊儒詩歌、研究他的思想基礎以及對儒學的獨特領悟，定将有助于弘揚郭沫若的尊儒精神，推動當前的儒學研究工作。

一、儒家聖地情懷

1959年2月18日，郭沫若來到曲阜孔子故裡，參觀了孔廟、孔府、孔林等名勝古迹，寫下了《頌曲阜》、《遊孔林》、《遊孔廟》、《觀大成殿》、《觀孔府》五首七言律詩，抒發了他對儒家聖地的真摯情懷。

《頌曲阜》歌頌了曲阜人民的生産積極性和成績。“田野農民正積肥”、“通衢晨起繁車馬”，對農民、工人生産積極性作了具體的描繪。婦女勞動積極性的提高特别顯著，“婦女于今真解放，操勞不複讓須眉”就是這種提高的寫照和贊揚。更可喜的是，“曲阜年來産鐵煤”，給曲阜縣的工業帶來了新進展，取得了新成績。“聖廟中陳工業館，好教孔孟接新輝”是說，孔孟時代還是處于農業生産時期，現在工業生産發展起來了，可以由孔孟倡導的農業文明時期前進到新的工業文明時期了，這是對孔孟文明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遊孔廟》抒發了作者對孔廟越來越受到器重、孔子越來越受到尊重的欣喜之情。開頭兩句“當年轍迹苦凄惶，廟貌千秋更有光”，是欣喜之情的概括描寫，想起孔子在世時官至司寇，并曾攝行相事，然而官運不亨，走向教壇，受到民衆的青睐，紛紛送子弟前來就讀，創造了“賢人七十，弟子三千”的輝煌業績。可在率領學生周遊列國時卻受到一些國君的漠視和一些反對者的嘲笑，車輪所到之處不知受了多少“凄惶”之苦。魯哀公因念其為魯國培養了大量人才、為魯國文化所作的傑出貢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就在他的故宅旁修建了孔廟。始建的孔廟很簡陋，後曆代加以擴修，規模越來越大，現在保存的是明代的建築規模，有大成殿、奎文閣、杏壇、碑亭等景觀。現在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真是“廟貌千秋更有光”啊！

“今日自然時代異，斯民懷念勝前王”這最後兩句，作者從遙遠的“當年”，經過“千秋”把視線轉向了“今日”，并從時代之“異”轉到尊孔之“異”。所謂“時代異”，是說政權由過去千秋的帝王專制時代轉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時代異”帶來了尊孔之“異”——“斯民懷念勝前王”。就是說，現在人民群衆尊孔已經勝過了以前的帝王。

孔子自古至今受到尊敬，而且越來越受到尊敬，是與他的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對前人文化成果的整理以及其門徒對儒學的弘揚有關。
學習上，“志學敏求能不厭”包括三方面的意思：一、“志學”，即孔子所說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學”；二、“敏求”，即孔子所說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29，說明他的知識來源于“敏以求之”；三、“不厭”，即孔子所說的“學而不厭”。由于孔子從小就有志于學習，能用自己敏捷的智慧去求知，又能不厭倦地學習，使得他積累了豐富的知識而成為聖人，成為後人學習的榜樣。

教學上，“因材施教實多方”。孔子之前，辦的是官學，隻有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孔子提倡私塾，讓平民子弟也可以有讀書的機會。大批學生來到他的門下讀書，他能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教育，以求實效。學生問同一個問題，他對不同的學生能作出不同的回答。

學術上，“詩書禮樂精華在”。為了教學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統性，他将《詩經》、《書經》、《禮記》、《樂記》進行整理，留其精華，棄其糟粕。這裡提到的是詩、書、禮、樂四種，這是受了詩句字數的限制，其實，他還把魯國史官記載的大事整理成為《春秋》，對《易經》也進行了整理。這些，都是他學術上的重要貢獻。

教育效果上，“思孟顔曾俎豆旁”。“思孟顔曾”即孔伋（字子思）、孟轲、顔回、曾參。這四位儒學傳承人，顔回是孔子最好的學生，可惜去世太早，沒留下什麼著作，其他三位對儒學深有研究，都有著作流傳後世，曾參的《大學》、孔伋的《中庸》、孟轲的《孟子》，後人把孔子的《論語》和《大學》、《中庸》、《孟子》合起來成為“四書”，長期作為學宮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基本内容。他們四位都受到後世文人的尊崇，在孔廟設有他們的牌位。在孔廟祭祀中，祭的對象主要是孔子，而顔、曾、思、孟也在配祭之列。

《觀大成殿》是贊揚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詩。當詩人來到大成殿前，看到前人用二十根雕刻着盤龍圖像的石柱支撐着這個大殿，他感到這種技能有巧奪天工之妙，這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孔子千百年來被人們看成“先知先覺”，但在“老圃老農”面前自愧弗如，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态度，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對世上所有的職業都精通，作者用這個事實襯托了勞動人民的偉大。詩中第三聯說明作者對當時的教育有兩大關注：一是關注培養的人才觀察問題不能隻看表象。他說“解道樂雲豈鐘鼓”——難道解釋“樂”僅僅隻看鐘鼓嗎？這一點，孔子早已指出：“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2]54意思是說，講“禮”吧，難道就在于玉帛嗎？講“樂”吧，難道就在于鐘鼓嗎？其實，玉帛，作為禮物，隻是一種外在表象，遠不能說明“禮”的内在涵義；二是關注教育與生産勞動的關系，作者期望“還明勞教不分途”，即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

《遊孔林》寫的是作者在遊孔林中的感受。他看到茂密繁盛的古柏樹聚集着虬龍式的樹杈，石刻的麒麟含笑着坐在春風之中。還看到孔子的後裔在朝廷做官有功而受到賞賜的三壟地，看到洙水和泗水源頭的一泓清水。孔子及其後代的墳墓留在人間成為人們的楷模，後人的碑刻流傳後世仰望着蒼松，顯示着孔氏有開創儒家的始祖，還有繼承祖業的輝煌後代。作者想起太史公司馬遷在這裡流連忘返的往事，他也就逢人便問起“泮宮”（泮宮即學宮）來，因為就是這些學宮造就了孔子的後代啊！

《觀孔府》反映了郭沫若對孔府不陳設孔子在世時“詩書禮樂氣”的真實情況，而隻展出孔子後代“清明元宋官”的豪華生活的不滿情緒。他認為孔子在世時的實際生活情況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1]29現在把一個原是清貧的孔府變成了衙門模樣的孔府，以慈禧手書的“壽”字為驕傲，以朝冠懸在牆壁作炫耀，不符合孔子思想。最後以“飯蔬飲水流風盡，厥裡空遺古井欄”作結，使詩的這一主題更為突出。
參觀孔子故裡的第二天，郭沫若來到濟南，參觀了山東博物館，看到山東省很多曆史文物。特别是看到山東人民在解放戰争和建國後工農業生産的光輝業績，不禁發出“今朝新孔孟，氣象更堂堂”的贊美之聲。他贊揚山東人民是“新孔孟”，認為他們創造的業績大大超過了過去，這是對山東人民的肯定，也是對孔孟的肯定。

二、儒學因緣與研究

縱觀郭沫若的人生曆程，我們發現他從小就與儒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郭沫若出生在“綏山毓秀、沫水鐘靈”的四川省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一個小康之家，父親會做生意，能賺錢來支撐這個半商半讀的大戶人家。據他在《童年時代》中回憶，在這個設有私塾的家庭，母親雖“沒有讀過書，但她單憑耳濡目染，也認得一些字，而且能暗誦一些唐詩，在我未發蒙以前她教我暗誦了很多的詩”。他回憶說：“我在未發蒙以前，記性也好像不很壞。比我長四五歲的次兄（我們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先生回家去了的時候，每每要在燈光下受父母的課讀。讀的當然不外是些《易經》、《書經》。那種就像符咒一樣莫名其妙的文句從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來，念來念去總是不能念熟。那種帶睡的、無可奈何的聲音真是擾人，真是就像蚊蟲一樣，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燈下遊戲，聽着他讀得幾遍，我倒可以成誦了。”可見他在入學之前就受到了儒學的熏陶。
郭沫若在四歲半就入家塾讀書，他的啟蒙老師是當地名儒沈煥章先生，很有才學，又能與時俱進，擁護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他所教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他在《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一文中說過：“小時四五歲起所受的教育是舊式的，《四書》、《五經》每天必讀，雖然并不怎麼懂，但毫無疑問，從小以來便培植了古代研究的基礎。”還說“我是生在舊時代的人，純粹的舊式教育在十二三歲結束”。教他讀這些儒家經典的沈煥章是個廪生，所謂“廪生”，就是清代享受地方政府錢糧補助的秀才，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獲得政府特殊津貼的優秀人才。有郭沫若本人的聰慧資質和勤奮好學，又有優秀塾師的不倦教誨和嚴格要求，使他掌握了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為爾後研究儒學打下深厚的知識基礎。

在“洋學堂”讀書期間，他也對“讀經與講經”課特感興趣，常做先秦諸子抄錄，把一些精華的文句摘錄在本子上，為以後寫文章、搞學術研究做了一定的準備。

出國留學以後，郭沫若仍然關注儒學。1915年他在日本看到一本王陽明的書，很感興趣。1925年他在上海搞文藝活動，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陽明全集》，他為該書寫了《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對王陽明的修身之道大加贊賞。1929年上海光華書局出版《文藝論集》，要求将文章收入論集，他把文章的題目改為《儒家精神之複活者王陽明》。當學術界冷眼漠視儒家思想之時，他卻顯示出對儒家極為尊崇的姿态。

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由于他《四書》、《五經》學識基礎深厚，他在日本不僅從事我國秦以前古代社會曆史的研究，寫出了《甲骨文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蔔辭通篡》、《殷契萃編》等學術著作，而且在文學創作上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豕蹄》這個短篇曆史小說集就是其重要成就之一，這表明了他對中國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末期各家學說的廣泛研究，更反映了他對儒家學說的深刻理解。
抗戰後期，郭沫若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不像抗戰前期擔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那樣工作繁忙，于是他拿起筆杆進行史劇創作和曆史人物評論，間接地為當時的現實鬥争服務。《屈原》等曆史劇的借古喻今、借古諷今的創作就是明證。

除史劇創作之外，還有許多史學論著，如《青銅時代》、《十批判書》、《曆史人物》等。論述最多的是儒家，《駁＜說儒＞》、《論儒家的發生》、《秦楚之際的儒者》、《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論讀經》都是對儒家的評論，從數量上看，郭沫若确實情有獨鐘于儒家。他對道家、佛家、儒家有這樣的比較論述“老子的學說在他根本上是這樣的矛盾的。他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他說的道是全無所算的活動的本體，而他說的德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他的末流會流為申韓的刻薄，這是勢所必至。至于佛氏無論它是大乘、小乘，他的出發點都是否定現實，他的論理的究竟隻是清靜寂滅。它是極端侮蔑肉體的宗教，決不是正常的人所能如實依歸的了。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異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認出天地萬物之一體，而本此一體之觀念，努力于自我擴充，由近而遠，由下而上。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縱則贊化育、參天下、配天。四通八達，圓之又圓。這是儒家倫理的極緻，要這樣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這樣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創造出人生之意義，人才能不虛此一行而與大道同壽。”[3]293

針對當時一些人蔑視孔子、推崇墨子，“把墨派幾乎當成了不可侵犯的圖騰”，郭沫若于1944年寫了《孔墨的批判》，通過對孔子和墨子兩派思想體系的分析評價，認為孔學優于墨學。

1945年9月出版的《十批判書》，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說的全面展示，有道家始祖黃老（黃帝、老子）學派，儒家始祖孔子，墨家始祖墨子，道家學派中心人物莊子，集儒學大成甚至百家學說的雜家始祖荀子，名辯家列禦寇、宋钘、尹文等，前期法家李悝、吳起、申不害等，法術家韓非子，後期雜家呂不韋，政治暴君秦始皇，儒家八派等等。在對各家各派的研究中，他最尊崇的是儒家學說，主要原因是他欽慕儒學中的人本思想。這在《十批判書》的《後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中有明确的表示“法官是依照法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道理。道理是什麼呢？便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個道理便是善，反之便是惡。我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4]428這說明郭沫若對儒學有深刻的領悟，他的尊儒是非常理性的。

沒有想到的是，郭沫若的這些史學論著，在“文革”後期竟然成為“四人幫”的攻擊目标。他們宣稱，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态度，和林彪一樣”，那些史論“是王明路線的産物，是反對毛主席的”他們忘記了1944年11月毛澤東寫給郭沫若的親筆信中對郭沫若“史論、史劇大有益于人民，隻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贊譽。若是“王明路線的産物”，毛主席會這樣贊譽嗎？他們還把郭沫若的學術問題和林彪的政治問題混為一談，企圖把學術問題政治化，達到陷害郭沫若的目的。他們為了篡黨奪權，其手段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在世界各地紛紛開辦孔子學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孔子教育獎”、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孔子的教誨為我指引方向”、世界人民普遍認同儒家學說的今天，在世界人民廣泛要求和平發展的今天。作為孔子故國的人們，應該清理過去對待儒家學說的态度，弘揚郭沫若的尊儒精神，加強對儒家學說的研究，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運用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努力端正自己的人生觀，克己複禮，為建設和諧社會做出我們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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