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發表于《邵陽學院學報》第8卷第2期。
作者：明勇軍

[摘要]血吸蟲病是湖南危害極大的一種疫病，流行原因複雜多樣。文章交叉運用曆史學、社會學、生态學等理論，從自然、社會史等角度來探究1949-1965年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與傳播原因，為防治和消滅血吸蟲病提供一定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湖南；血吸蟲病；自然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因素
The Study on Causes of Schistomiasis Prevalence in Hunan in 1949-1965
[Abstract] Schistosomiasis is an extremely harmful disease to people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is epidemic has complex and diverse reasons. Cross-using the theories of history, sociology, ecology and so o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andemic and spread reasons of schistosomiasis epi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ature, social history in Hunan province in 1949-1965, and the article provides references to the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Key Words]Hunan; schistomiasis;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 social economic factor

湖南是我國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之一。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與傳播，給疫區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嚴重的破壞了當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建國前，由于血吸蟲病的廣泛流行，湖南曾出現“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建國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血吸蟲病流行的危害，血吸蟲病的普查和防治活動迅速展開。通過血防工作者多年艱辛工作，到1965年，湖南最終确定臨湘、嶽陽、望城、湘陰、沅江、漢壽、常德、益陽縣、臨澧、澧縣、石門、南縣、慈利、安鄉、華容、益陽市、津市、甯鄉等18個縣、市為血吸蟲病流行疫區。血吸蟲病在湖南如此衆多的縣市肆虐流行,除了血吸蟲病自身所特有的流行機制（如傳染源、傳播媒介、易感人群與動物等）外，最主要同湖南特殊的自然環境因素、社會因素密切相關。
一

自然環境因素是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在科學技術落後，生産力低下的情況下表現更為明顯。湖南特殊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以及生态環境等因素為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提供了極其适宜的條件。

釘螺是血吸蟲病唯一中間宿主。湖南是一個南高北低馬蹄形丘陵性盆地，吞吐長江，容納四水，構成向心水系；湖南屬于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全年溫和、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氣溫處于16℃～18℃之間，降水多集中在每年4-10月。如此适宜的自然環境---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溫度，再加上洞庭湖水系水位季節性升降，為釘螺的孽生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環境。這樣，湖南釘螺分布呈現出：分布面積大，密度高的特點。血吸蟲病流行與傳播，同釘螺分布面積大小，密度高低直接相關。一般來說，釘螺分布面積越大，密度越高，越有利于其發展傳播，反之則相反。建國初期，沅江縣釘螺密度最低為126個/平方尺，最高達362個/平方尺，釘螺感染率達到26%。常德縣釘螺密度最低為25個/平方尺，最高達150個/平方尺，釘螺感染率達7.1%。[1]因此，由自然環境因素導緻釘螺分布特點，促進了血吸蟲病在湖南的廣泛流行與傳播。

同時，湖南特殊的地形和氣候條件，直接促成這一區域洪澇災害頻繁爆發。洪澇災害頻繁爆發，對血吸蟲病的流行與傳播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首先，洪澇災害爆發，為釘螺遠距離遷移提供了可能。洪澇災害發生時，釘螺或借助于水流沖擊直接遷移，或附着于水面漂浮物（如殘枝敗葉、幹枯蘆葦等）進行遷移，或通過其他方式進行遷移。遷移的釘螺一旦遇到适宜的生存環境，就迅速生長繁殖，形成新的釘螺分布區。洪澇災害爆發時，河水攜帶大量泥沙。當流速減緩，泥沙大量沉積，形成新适合釘螺生長的冬陸夏水的荒洲，一旦有釘螺遷移到此，也會迅速形成新的釘螺分布區。新釘螺分布區釘螺，一旦遭到感染，就形成新的血吸蟲病疫區。其次，洪澇災害期間，為釘螺逸蚴提供了有利條件，導緻疫水中尾蚴密度增大，增加其感染率。有研究表明，整個洪水期間，長江水中血吸蟲尾蚴增多，哨鼠血吸蟲感染率高達48.6%。[2] 1962年，君山農場因大水造成血吸蟲活動頻繁，導緻當年發生急性血吸蟲病1006人，占全場人口的3%。[3]洪澇災害還經常導緻堤垸崩潰和江水倒灌，引起尾蚴漂移，造成洪澇災害之年成批血吸蟲病感染者。再次，洪澇災害發生時，廣大軍民積極進行抗洪搶險，頻繁接觸疫水，感染血吸蟲病機會明顯增加。1956年洪水期間，嶽陽縣“建新農場大批人員下水防汛搶險，加之群衆當時對血吸蟲病的預防知識缺乏，……緻使大批人員感染血吸蟲病，急性病例成批發生。據該場衛生所統計：是年内發生急性血吸蟲病1613人，占總人數的17.6%，僅6月份急性發病的就有172人。水田區三生産隊共有72人，有70人染病，37人急性發作，至全隊生産停頓。[4]洪災過後，人們開始重建家園，恢複生産。湖南洪澇災害以夏秋兩季居多，夏秋恰好是陽性釘螺釋放尾蚴的高峰期，疫水中尾蚴密度高。災後生産自救，人們往往忽視或不采取任何防護措施，一旦接觸疫水，感染極易發生。1960年，嶽陽縣建新農場因内潰、潰垸等原因，疫情回升。到1963年，人群糞檢，陽性率高達43.95%，當年查出病人1698人，其中急性病人190人，死亡22人。[5]最後，洪水漲退，往往是捕撈魚蝦的好時機，因此汛期上灘捕撈魚蝦的人群明顯增加。因沒有或防護工作不到位，捕撈魚蝦時，頻繁接觸疫水，感染率迅速上升。此外，洪澇災害期間，天氣炎熱，持續高溫，人們大量到水中遊泳納涼，感染血吸蟲病；同時，水位的高低，淹水的時間長短與人群血吸蟲病感染率有明顯的相關性，洪水年人群的感染率較上年高1.57—6.71%。[6]

湖南特有的自然環境因素，特别是頻繁的洪澇災害，不僅為血吸蟲在各個階段的成長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環境，而且促進了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但是，在導緻湖南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的因素中，自然環境因素并不是關鍵性因素，社會經濟因素才是關鍵性因素。
二

血吸蟲病流行與傳播，同湖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如人口流動性、農業生産方式、醫療隊伍及相關醫療衛生設備等），人們生産與生活習慣，以及人們知識文化水平和血防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人口流動性加強。随着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迅速增長。人口增長産生兩個最為直接的問題：一是人們對耕地需求增加，出現耕地供不應求的人地矛盾；二是人們出于生計需要，經常跑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去謀生，促進各地之間經濟交流，也導緻人口流動性增強。湖南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為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促進了血吸蟲病在這一區域的廣泛流行與傳播。湖南環洞庭湖一帶大量的荒洲存在，為解決第一個問題提供了物質條件。出于對耕地的需求，當地或者外地人們紛紛到此開墾荒洲。這些荒洲往往是釘螺密布之地，人們在開墾或經營荒洲過程中，同疫水頻繁接觸，極易感染血吸蟲病。華容縣集成鄉，原是江灘敞洲，1931年時先後有100多戶500多人移居到此開荒種地，結果血吸蟲病猖獗，到1949年有237人死于此病，13戶死絕。[7]湖南發達的水路交通為各地之間經濟的頻繁交流提供了便利。人們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或因謀生的需要，或者其他原因，經常往來于疫區和非疫區之間。這樣，非疫區的人們在前往疫區活動的過程中感染血吸蟲病（建國初期，非疫區湘鄉縣、衡陽市、衡南縣、安仁縣等縣發現的血吸蟲病患者就屬這種情況。），他們返回家鄉時将蟲卵帶回；或者疫區的血吸蟲病患者來非疫區活動時，直接把蟲卵帶到非疫區。血吸蟲卵随糞便入水孵化成毛蚴，一旦遇到釘螺，則形成新的疫區。因此，人口流動性加強成為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的重要因素。

（二）落後的農業生産方式。湖南以農業生産為主，農業生産在整個社會生産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生産力水平的制約，到建國初期，農民一直沿用傳統的耕作方法，生産方式落後，生産力水平低下。一方面，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産時，從耕地、播種、施肥、灌溉，一直到農作物的收割，每一環節都必須同疫水接觸，感染血吸蟲病亦成自然。另一方面，農民因受傳統耕作意識影響，加上當時化肥工業處于萌芽時期，農作物肥料一直以人畜糞便和湖草為主。農民在使用人畜糞便時，常将生糞直接施入田間，含有血吸蟲卵的糞便進入水中，蟲卵孵化成毛蚴，鑽入釘螺，形成傳染源。湖草生長在湖汊及湖洲坡地，是建國初期湖南湖沼及近湖地區重要農業生産肥料，為農業豐收提供了重要保證，因此每年春天都有數萬人下湖采割湖草。湖草生長的坡地釘螺密布，采割湖草亦成感染血吸蟲病的重要原因。1956年，湘陰縣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因采割湖草感染血吸蟲病占感染人數的42%。[8]另外，作為傳統農業生産所必不可少的耕牛也是湖南血吸蟲病流行的重要傳染源。耕牛在湖南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實行野外放養，成堆牛糞随處可見。耕牛又是血吸蟲病的保蟲宿主，染病耕牛糞便無疑對血吸蟲病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成為重要傳染源。

（三）不良的生活習慣。湖南人們在長期生産和生活中，逐漸形成諸如随地大便、在江湖溝邊洗刷馬桶或糞桶、飲用生水、在河湖水塘戲水等不良生活習慣，這都成為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與傳播的重要原因。湖南農民，特别是血吸蟲病患者，有在野外随地大便的習慣，如嶽陽龍新鄉44.1%非血吸蟲病患者，89%血吸蟲病患者有随地大便的習慣。[9]随地大便的地方往往釘螺密布,帶有血吸蟲卵的糞便排到地上,就成為血吸蟲病的重要傳染源。臨湘鄭嶺鄉、沅江塞南社、沅江青雲社三社血吸蟲病患者随地大便率分别是78.4%、74.3%、50.6%，居民感染率分别是50.7%、62.7%、46.3%，而華容蔡興鄉血吸蟲病患者随地大便率為42%，居民感染率為16.7%，明顯低于前三社。[10]因傍水而居,人們習慣将馬桶或糞桶拿到附近常釘螺密布的河湖溝中洗涮。洗涮的馬桶或糞桶為血吸蟲病患者所使用，則殘餘糞便中的血吸蟲卵入水孵化成幼蟲，感染釘螺，釘螺再釋放尾蚴，成為疫水，導緻血吸蟲病流行與傳播。臨湘鄭嶺鄉、嶽陽龍新鄉及三角鄉在有釘螺處洗涮馬桶率分别為18.5%、41.0%、居民感染率分别為50.7%、38.0%，而華容蔡興鄉洗刷率為8.9%，居民感染率為16.7%，明顯低于前者。[11]此外,戲水、飲用生水等不良生活習慣也是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的重要因素。

（四）醫療隊伍短缺及相關醫療衛生設備簡陋。建國初期，血防專業人員短缺與相關醫療衛生設備簡陋，是湖南血吸蟲病廣泛流行與傳播的重要原因。1950年，湖南第一個血防醫療機構的建立，專業血防醫療隊伍便從無到有發展起來。到1955年冬，共有專業防治幹部1700餘人。[12]此後,專業血防隊伍雖幾經消長,但總體上仍在不斷壯大。即使如此，同湖南數量巨大的血吸蟲病患者相比，力量顯得異常單薄，遠不能滿足血防工作需求。血防人員在血防工作中，無論是防治工作的開展、人事安排，還是在經費、思想意識上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偏差，使有限的血防隊伍不能發揮其最大作用。相關血防醫療衛生設備相當簡陋則造成血防工作不能順利開展。在房屋上，房屋破爛、病房短缺、病房容量過小。據《關于湖南省防治血吸蟲病的情況向中央檢查組的彙報》一文記載：“全省尚有4個組未找到房子，69個組病房容量太小，62個組的病房設備和辦公家等尚未備齊。”[13]在設備上，設備短缺、配置過于簡單落後。據當時有關資料記載：血防機構的配備主要是膠鞋、銅篩、沉澱器、顯微鏡、血壓計、血色素計、量杯等一些簡單醫療器械，根本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醫療儀器。即使如此簡單的配備，也不能得到完全配備，短缺情況經常出現。如：安鄉縣第二個防治組膠鞋各隻有一雙，銅篩和沉澱器不夠用尚未購發，臨湘縣防治第三、四組防治幹部的工作服和膠鞋迄未制發，請求增加血壓計、血色素計（原有不敷用，查系實際需要）和病人用開水壺一把（現僅有一把）都尚未獲準，醫藥雜志無款購買，第四組連20毫升及10毫升的量杯也沒有配發。[14]血防專業人員短缺與相關醫療衛生設備如此簡陋,一旦發生血吸蟲病爆發性流行,患者不能獲得及時地救治,血吸蟲病大面積流行與蔓延也就可想而知。

（五）封建迷信思想嚴重與血防意識淡薄。建國初，科學技術落後，人們知識文化水平低，迷信思想嚴重。一方面，人們一旦感染血吸蟲病，别無他法，無奈中隻能求助于迷信活動，以期得到神的幫助，治愈此病。但事與願為，疾病不但不能治愈，反而延誤治療時間，造成此病進一步蔓延或病人死亡。1961年4月到10月,嶽陽縣廣興洲1000多人下湖捕散子魚,造成195人感染急性血吸蟲病，由于人們迷信鬼神，延誤治療治療時間，造成全區36人死亡。[15]另一方面，人們血防意識淡薄。在認識上，人們最初認為血吸蟲病是一股氣，一旦感染就無藥可救；在檢查和治療上，人們認為血防工作和中心工作相矛盾，普遍采取抵制态度；在防護上，怕麻煩，不願或防護措施不力等。因血防意識淡薄，在生産和生活中血吸蟲病感染事件經常發生。1958年，臨湘縣在黃蓋湖圍墾滅螺大會戰中，因忽視防護，聶市公社民工感染急性血吸蟲病者達446人，雖大力搶救，仍造成15人死亡的嚴重後果。[16]

此外,人們的傳統觀念、文化背景、教育水平高低、衛生服務狀況以及健康教育等社會因素，對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與傳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血吸蟲病在湖南廣泛流行與傳播，是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社會經濟因素起關鍵性作用。人口發展與流動、産業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習慣，特别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與血吸蟲病的蔓延流行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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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關于湖南省防治血吸蟲病的情況向中央檢查組的彙報[M].湖南省檔案館,卷宗号：212-1-290
[14]檢查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總結報告[M].長沙:湖南省檔案館, 全宗号212,目錄号1,案卷号290.
[16]臨湘市志編纂委員會.臨湘市志[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