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是司馬遷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的初心，亦足以概括他人生的全部意義。
人生很長，足以讓我們見證無數回春華秋實、明月清風；人生也很短，在世百年之于天地不過一瞬。穿過曆史的長河往前回溯，我們可以看到撰著《史記》、功垂千年的司馬遷，他遍閱萬卷聖賢之書，隻為探尋天地人間運行之理；他遍踏萬裡神州山河，但願尋得遠古先祖留下的一點幽光；他将自己的一生燃盡，惟願将自己的心血淬煉成直筆善惡、辭載千秋的萬古絕唱。
司馬氏先祖于周朝任史官之職，然後代鮮有人繼任，直至司馬遷之父司馬談追溯祖業，任太史令。盛世風華與書香門第應是最适合士林俊傑的長成。司馬遷生于士族，自然有優越的教學資源助其發展，有開闊的眼界實現思想的拓新。他在父親司馬談的言傳身教中成長，曾師從孔安國、董仲舒等大儒學習《尚書》、《春秋》公羊學，對儒、道、縱橫等家學說與思想有着極為廣泛的了解與極其深刻的領悟。他于弱冠之年仗劍南行，遊曆神州大江南北，尋訪大漢河山，考察曆史民俗。他的漫遊經曆不僅豐富了自己的知識儲備，也為他對人事、曆史變遷與天人關系的思考提供了契機與空間。
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對他的人生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司馬談任太史令，以承繼祖業、修撰史書為己任，然其壯志未酬卻撒手人寰。他臨終前囑托司馬遷勿忘祖業、勿忘父志，須效仿孔子作《春秋》，撰著一部為治國提供借鑒、為人們帶來反思的書。司馬談去世後，司馬遷承父遺志，繼任太史令，着手撰寫《史記》。
倘若将時代比作浩浩湯湯向東流去的江河，人則是彙入江河的涓涓細流，它的存在得益于江河的供給，而它的彙入不僅使得江河更為浩渺闊大，也讓其自身的存在有了意義與價值。創下不朽立言之功的司馬遷與他所處的漢武盛世即是如此關系的體現。
司馬遷身逢盛世，正值漢武帝當政時期，四海統一，國力日盛，國家精神風貌亦是一派昂揚積極、欣欣向榮，這樣的精神風貌對司馬遷精神世界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在《史記》的創作中，司馬遷以述史為主，将曆史、現世與神話傳說進行有機結合并熔鑄于曆史的叙述之中，以“浩蕩頗有奇氣”的筆力描摹出一幅幅宏偉闊大、生動傳神的曆史畫卷。
當是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在海内實現了思想上的統一；司馬遷曾師從董仲舒，受恩師的教導與社會主流思想的影響，其思想中的儒學色彩極為濃重。司馬遷撰著《史記》，将王德終始、三統循環作為天地宇宙運行之框架，将孔子視作中國文化發展之核心，以承敝易變、受命改制、實施仁政德治作為統治者治國理政之重點，将六經異傳、百家學說融彙貫通熔鑄其中。除此之外，《史記》中不少内容亦體現出對儒家春秋公羊學的闡發。司馬遷将孔子列入“世家”且為儒家弟子作傳，是對于孔子及儒家子弟所作成就的高度認可，然與春秋公羊學相比，司馬遷所推崇的儒學卻更能體現出他自身對先秦儒學的追溯與探尋，比起“天人合一”“君權神授”之說法，司馬遷更為贊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的主張。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對項羽将自身失敗之原因歸結于“天命”進行了批判，這足以體現司馬遷對“天命”之于人的限制的否定以及對人的現世之功的推重。
毋庸置疑，國家的統一、國力的強盛、文化的發展以及較為殷實的家底、淳正的家風為司馬遷撰著堪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司馬遷所作之《史記》，它潇灑而濃烈的感情是漢武盛世那昂揚開拓的社會風貌之寫照，浩蕩而浪漫的文風是太平治世瑰麗典雅的絕代風華之展現，它像是由一位曠世奇才盡畢生之力、用各色極為濃豔的丹青所繪成的一幅驚世之作，它驚人的美麗反映出它的誕生得益于那個時代的波瀾壯闊，它的流傳也讓讀者窺見那個時代的盛世風華、感受到司馬遷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氣。
司馬遷撰著《史記》，體現了他對“立言”之道的認同。《左傳·襄公傳》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士大夫階層為實現人生價值之充滿積極進取精神的思想傳統，其價值在于将人文成就的意義置于曆史變遷與社會發展之中。司馬遷撰著《史記》，是因為他認同這種思想傳統，是為史家立言之舉。《史記·大史公自序》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于曆史著作之于明是非善惡、辨天道人事、知曆史興替的重要性，亦可知司馬遷對于史學之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的認識之深刻。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父子認為“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都沒有出現能與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樣對文學史學都存在重大意義的書，司馬遷身處史家之列，應效仿孔子作《春秋》，撰著一部為治國理政提供借鑒、讓人們對曆史進行反思的著作。司馬遷出于通過“立言”來實現人生價值的強烈願望以及他高度的史家自覺，一生都将“成一家之言”作為理想與追求、以锲而不舍的決心躬身力行“立言”之道。
司馬遷雖有曠世之才，但命運多舛，一生坎坷。他在着手撰寫《史記》的五年後，因為李陵之事直言進谏而觸怒武帝，被判死刑，而後改為宮刑。遭受宮刑意味着司馬遷從此淪為殘破之軀，意味着他在旁人眼裡再非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兒，這對于一名士大夫而言，再沒有更能令人感到屈辱的了。
遭遇飛來橫禍，司馬遷并非不懼；直面奇恥大辱，司馬遷并非不恨。“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晨肌膚，受榜簧，幽于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這些文字所描述當時司馬遷的境遇，是何等的令人揪心！
《禮記》有言：“刑不上大夫。”這句話的意思是刑罰不可施加于文人官僚，而文人士大夫倘若直面受刑之辱，則應以慷慨赴死的心态自我了結，從而保全自己不受玷污的人格與傲骨。司馬遷的铮铮鐵骨與高風亮節于《史記》中對舍身取義之士的褒揚與對奸佞谄媚之徒的諷刺中可見一斑。然在受辱之後，能夠支撐着他活下去的，是對撰著《史記》、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執着。“一個人盡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其意莫過于此。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也許司馬遷曾在無數個黑得令人壓抑的長夜中徹夜不眠，或痛哭流涕，或伫立沉思。他若死于無法面對屈辱的廉恥之心，這世界上也隻少了一名人微言輕的太史令，少了一具世人眼中的殘軀敗體；他若選擇為著書立言而活着，那他便可盡畢生之心血撰成史傳，如此，他就不愧于父之遺志，不愧于史家之使命。
“古之富貴而無名者，猶不可勝記，然承天降大任者，亦非常人之所能也。”在司馬遷的心中，在《史記》的叙述中，聖賢之所以為聖賢，是因為他們能做到常人之所不能及，是因為他們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華與意志力，于牢獄中演《周易》的文王如是，在困境中撰《春秋》的孔子如是；在流放途中作《楚辭》的屈原如是，雖雙目失明卻撰著《國語》的左丘明亦如是……司馬遷以前人的操行自況自勉，他目之所及之處并不僅僅是先賢前人們所取得的如明珠般璀璨的偉業，更是他們似金石一般堅定的意志力，是他們如松柏般堅貞不屈的傲骨，是他們如明月般潔白清皓的靈魂。
司馬遷雖蒙受冤曲，忍辱含垢，胸中有郁結難纾，卻願為著書立說負重前行，以精誠之心緻千秋功業，雖道阻且長，然他行而不辍，一心究天文曆法，䌷史記石室金匮之書，焚膏繼晷，兀兀窮年。這需要何等的勇氣與決心！
《史記》所展現的不隻是司馬遷卓絕的才華與驚人的毅力，還有他求真求實的精神。與官修史書中存在的對尊者并不光明正大之言行的隐約其詞，司馬遷撰著《史記》以直言實錄著稱。在書中，司馬遷力圖展現曆史事件真實樣貌，緻力于還原曆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不為王者諱，不為尊者諱。他從不吝惜對明君賢臣的稱頌與贊美，亦不掩飾對奸佞小人的痛斥與諷刺，這既出于他對身為史家的自覺，亦體現他作為文人的铮铮鐵骨與赤子之心。
史學家們用心記史，而司馬遷是用生命撰寫《史記》。司馬遷将自身非凡卓絕的才華、滿心的是非愛憎、滿腔的熱血赤忱都貫注于《史記》的撰著中。這部凝結了他畢生心血的著作承載了太多他無法宣之于口的情懷與心迹。《史記》中許多内容都體現出司馬遷對諸如周文王、孔子、李廣等雖命運多舛但始終胸懷高尚氣節的曆史人物的贊頌，對勾踐、蘇秦、韓信等雖遭際坎坷卻能隐忍奮發以成就功名、實現人生價值之舉的推重，以及對萬石君“徒其家長安城中戚裡，以姊為美人故”、衛青“以和柔自媚于上”等人事直白而不失辛辣諷刺的描寫，充盈着濃烈情感與極富浪漫主義色彩的行文無不流露出司馬遷鮮明的愛憎褒貶，流淌着他生命與靈魂的熱度。
毫無疑問，司馬遷是偉大的。他是一名兢兢業業的太史令，究天文曆法，作《漢曆》功垂千秋；他是史家忠誠的衛道士，孜孜不倦地沿着三千餘載的曆史長河往前回溯，秉承數十年如一日的精誠，撰《史記》流芳百世；他是一名優秀的文學家，将自己深沉的人生體驗、滾燙的靈魂和一顆赤子丹心淬煉成一部堪稱千古絕唱的長篇巨著，讓無數後人高山仰止。《史記》亦是偉大的，它精妙完備的體系、博大精深的曆史文化以及深邃而厚重的思想内涵讓它成為了歲月長河裡一顆長明不滅的薪火，使塵封的過往不再晦暗，亦照亮了後人前行的路；而更為可貴的是它的作者以純粹的靈魂灌注了它長盛不衰的蓬勃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史記》是文學史學的無價之寶，而在作者司馬遷為世人創下千秋業的背後，我們更應該欣賞的，是他秉筆賦忠義、青史寄平生的執着，是他于絕境之中忍辱負重、行而不辍的勇氣，是他身為史家衛道士不忘初心、堅持不懈的精誠，是他身為文人的高潔傲骨與矢志不渝的赤子之心。
文/李炫
22文學三班
